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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伦理学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伦理学善恶观的内涵

弃恶扬善、背恶向善是人类永恒追求的活动目标之一。什么是善和恶呢?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善恶评价的尺度标准不一。人们对于善恶的观念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对个体或阶层利益的自觉认识和行为选择的结果。在同一历史时期,凡符合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规范,被这一社会集团的成员认为是善的,但对另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就不一定是善的。但是有一些道德品质或者行为特征,如对正义、诚信、宽厚、勤奋、善良、节俭等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认可肯定的,对贪婪、嫉妒、自私、残忍、好色、势利等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深恶痛绝的。所以我们说,能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接受和追求的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善恶观,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由当时社会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所2决定的对于一定的行为规范或道德准则所持的价值取向并作出善恶评价的根本观点。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地域、阶层、民族各不相同,人们的善恶观也表现得不尽相同。对某一种行为在以前是大家所反对的,但现在恰恰是大家所追求的,如私人经商在改革开放以前被认为是搞投机倒把,是会被批斗或被判刑的,而现在却成为大多数人发家致富的主要手段。又如有些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是其他民族的人们很难接受的。善恶观是古今人们普遍讨论的话题之一,不同的流派具有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孟子和荀子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截然相反的观点。“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最主要的内容,他认为人天生就存在四种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善端人皆有之,“非外砾于我也”,是天生原本就具有的,而不是外界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他把这四种善端又概括为“仁、义、礼、智”四心。但在荀子看来,人性都是“恶”的,显然,荀子否认了人的正当需求,把人的自然本性误认为是人性,忽视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积极追求。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严重脱离社会实践活动的唯心主义。不过,孟子的“性善论”为后世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统治者实行王道仁政思想提供了理论渊源,荀子的“性恶论”为促成以后法家思想流派的产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中国近代,在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人开始从人性、理性和经验多角度来展开讨论善恶观问题。龚自珍和魏源对近代伦理思想变革贡献巨大。龚自珍认为善恶不是天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魏源指出,人的思想认识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善与恶相斗争的过程,只有提高道德修养,才能同各种恶念和恶行作斗争。龚自珍和魏源否定了“君权神授”下人性被扼杀的观点,对先验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持批判态度。龚自珍认为在封建社会由于残酷的剥削压迫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麻痹,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抹杀,使人失去了自由甘当奴才,他呼吁人们向往自由和个性解放。同时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是合理的,不能与恶相提并论。龚自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他明确提出善和恶是在后天的环境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绝不是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善或者是恶的。魏源认为,人们的思想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善与恶的不懈斗争中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一个人要有修养需要长期抵制恶念勇敢地跟各种恶行做斗争。另外,魏源在批判和揭露封建腐朽专制制度的同时,高瞻远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人们行为的善与恶,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观点认为,善恶评价标准具有阶级性。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判断善恶标准的基础。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就是善的、道德的行为;违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行为,就是恶的,不道德的行为。[2]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善恶标准大相径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总是制定一些有利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断完善并系统化,让人民群众遵守。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儒家思想的许多内容对人民群众都具有禁锢思想、束缚人性的麻痹奴化作用,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同样,劳动人民根据自身利益,提出一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如勤劳节俭、谦敬礼让、言行一致、积极进取、团结互助等就是衡量一个人某种行为善恶所依据的具体标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传统善恶观向现代善恶观的转变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上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使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给中国大地带来新的生机,一时间反对专制,反对旧礼教,向旧的封建主义思想发起猛烈攻击的口号出现了,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们意愿的“民主、科学”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把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作为最高的道德追求。针对张君劢和丁文江等人提出的绝对自由和狭隘因果必然论的观点,瞿秋白曾给予严厉的批驳。李达坚决反对脱离实际抽象地谈论人性善恶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性就是社会性。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善恶观在中国的发展确立了扎实的理论根基。共产党的领袖们始终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准则,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发扬和践履,又在实践的基础上在内容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善恶观。毛泽东更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善恶准则。[3]在抗日战争年代,民主、团结、抗日、进步等又成为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机遇和挑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认识并解决新问题,全国各族人民在以几代领导人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地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断地丰富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局面下的新的价值观和善恶观,使马克思主义善恶观在内容上得到不断转变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伦理学善恶观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善恶观认为,在善恶评判标准上,是有阶级性的,善恶评判标准也是为自己所在阶级利益服务的。到底孰善孰恶,应该客观地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就是善的,如果阻碍社会发展就是恶的。在评价善恶的标准上既要坚持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又要坚持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判断善恶的根据上既要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又要坚持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第一,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统一。人们的善恶观总是同当时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不可能存在超历史的善恶观。另外,人们的善恶观是由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是人们各自利益的直接反映。实践证明,由于人类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的善恶评判标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4]在阶级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从自己立场出发,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德规范,并不断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迫使广大民众执行遵守。不同的阶级永远是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引伸出自己的善恶评判准则,不同的阶级所持的善恶观标准是不同的,不同阶级的善恶观总是为自己阶级利益服务的。第二,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善和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内容上,善和恶永远是对立的。没有善就不会存在恶,相反没有恶也就不会出现善,善和恶总是在比较中产生发展的。恩格斯十分推崇黑格尔关于善恶对立研究中的一段名言:“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5]马克恩主义认为,在善恶观的评价方面,善和恶相互之间又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善恶观的绝对性就是善恶观的内容是客观确定的,善恶观的评价尺度也是客观明确的。对于许多行为和对象,古今中外自始至终,人们的评价观点几乎是相同的,善的永远是善的,恶的永远是恶的。如在不同流派的宗教里面,好多宗教戒律在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而这些戒律恰好是所有国家的法律所禁止反对的,因为这些标准和观点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和立场。有时候,在评价同一行为或对象是善还是恶时,或许有些人认为是善的,而另一些人认为是恶的。因为人们所处的角度立场不同,所持的评价标准也就不同。剥削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所持的评价标准肯定就有所不同。凡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并被大家所赞成认可的就是善的,凡是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并被绝大多数人反对厌弃的就是恶的。评价某一行为或对象是善还是恶?还要看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凡是对社会发展进步能够起促进作用的就是善的;凡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就是恶的。对于一些社会道德现象,如果绝大部分人认为是善的就是善的,如果绝大部分人认为是恶的就是恶的,尽管有少数人站出来阻挠辩解也是徒劳无效的。第三,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善恶观认为,在进行道德评价中必须坚持动机和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只坚持动机或只坚持唯效果论的片面观点都应坚决反对。那些好心干坏事和歪打正着的事是时有发生的,无论是片面的动机正确,或者是片面的结果正确,都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6]毛泽东特别重视人的实践活动,他认为动机和效果就应该始终统一起来,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没有实践去谈动机或者去谈效果就都是空话。通常,有怎样的动机就容易引出怎样的结果。但有时候却恰好相反,好的动机却引出了坏的结果,或者坏的动机却引出了好的结果,好心干坏事和歪打正着的事常有发生。出现这种反常情况,是因为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使既定的发展过程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之下发生了变化。好多不确定因素在事前是很难预料到的,最终因为过程的改变直接导致结果的改变。解决动机和效果不统一的根本途径就是重视实践,在反复实践中把握全局审视细微、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马克思主义善恶观关于效果和动机的统一性可以看出,在对道德现象进行评价时,必须从效果出发来检验动机,还要从动机出发来看效果。总之,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动机和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在看待动机时,要重视动机的客观现实性和可行性,在考察效果时,要注重效果的必然性和或然性,在考察动机和效果的联系时,要从动机展望效果,也要从效果检验动机,要特别重视动机和效果的内在规律性。唯有如此,才能客观公正的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做出准确的评价。第四,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行为的选择和道德善恶评价上,要必须遵循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人的所有行为要受到客观现实的制约和支配,离开客观现实的主观臆想都是空想无意义的。另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在社会活动中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规范自己的行为,人有辨别和选择善恶的能力,人们做事前都会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本能的预测,知道对自己的不良行为都应该负相应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无论做什么事之前都有意图和既定目标,不管他最终的意图和目标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说达到什么程度,除了他的主观努力之外还要受客观规律必然性的制约。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强调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意义,强调入们在选择行为时首先要进行道德判断,要增强善恶判断的能力,强调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马克思主义善恶观关于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求人们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必须密切联系实际,符合现实情况服从客观规律,否则,做事就容易出错。人是社会的人,人们做事不但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同时还要为国家集体和其他人的利益着想,为自身所有行为所产生的所有后果负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主义原则是大家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人们道德追求和行为取向的共同目标和最高准则。这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对家庭和社会多承担责任多做贡献,做一个品德高尚有益于社会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具有客观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三大特征,因此考查人性善恶观时一定要自觉地客观地与社会时代背景相结合。首先要积极地进行人性道德素养的理论学习,在思想上彻底明白哪些现象和行为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对于善的去努力追求实践,对于恶的尽量避免或去阻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过程中勤于反查内省,及时矫正不好的观点和行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恶观的传承与前瞻

上世纪初,先是善恶观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的争辩。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善恶观在中国大地上也相应的不断传播和发展,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与光辉的前景。自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党内的一些先进分子在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积极探索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顺应历史潮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善恶观方面,最终选择了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最高理想追求。在当时“科学与玄学”的激烈争论中,针对张君励和丁文江等一些人提出的绝对自由和狭隘因果必然论观点,瞿秋白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在瞿秋白看来,要解释自由与必然、善恶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是唯一的依据。新中国建立以后,善恶观的发展在中国呈现了摧毁与重建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原有的传统善恶观特别是资产阶级善恶观的思想在内容上很大程度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善恶观。一时间,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的价值观成为时代主流,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五讲四美三热爱”等道德准则成为全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十年“文革”浩劫严重摧毁了马克思主义善恶观的理论建设,使善恶观的理论发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善恶观摆脱原有枷锁的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又在不断地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善恶观又得到重建和创新。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内情况立足现实、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为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价值观和善恶观开创了正确的方向,这对当时摆脱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理论争辩和大家在实际工作中畏缩顾虑的现象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进一步揭示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宗旨和任务,同时也作为衡量全体共产党人善恶标准的准绳。进入新世纪,随着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网络文化的兴起和西方腐朽思想的冲击,使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很大冲击。自私自利、金钱至上、安逸享受、腐化堕落现象越来越多。许多人甚至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美丑不明、荣辱不辨、心灵扭曲、道德败坏,为了金钱,为了一点利益,啥都不顾啥都忘记了。针对现实,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3月4日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一时间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所公认的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并详细阐释了“中国梦”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向大家又一次指明了奋斗目标,同时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体人民的庄重承诺。进入新时代,以24字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作为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凝聚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写入宪法,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展望中国伦理学善恶观的发展方向,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肯定还会有许多不同的价值追求取向和道德评价标准,但围绕以下三方面的“善待”,将是大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共同认可接受和追求的目标。善待自我。要求人们不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保持个人身心健康,努力创造人生价值。人跟其他动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有道德,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中国古人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他们坚信大德必福、大德必寿。许多人重义轻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重视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境界的过程中获得幸福获得长寿。在竞争日趋激烈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许多人不能从容面对,出现身心疲惫、身心疾患甚至精神崩溃的情况。这时候更应该善待自我,重视身心健康。要实现身心健康,更要重视心理健康侧重于心理调适。“养生莫过于养心”,古人更重视“养心”的作用。要不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抵制各种不良诱惑,保持内心平静,达到“心如止水”的境界。要不断追求精神上的充实,要有积极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要不断地发挥自身潜能,提升生命质量,释放自身所有的光和热,去照亮温暖身边更多的人。还要有因时而变、随时而制、与时偕行、与日俱新等与时俱进的精神。要继承古人勤劳节俭、廉洁自律、刚健有为、发愤图强的传统美德。让头脑多一些正能量,远离低级趣味,使自己精神充实、洁身自好、严于律己、努力拼搏,提升人生新境界,谱写人生新篇章。善待自我,要平安、健康、红火地度过自己一生。善待他人。人是社会的人,每个社会成员时时刻刻都在跟其他社会成员发生着各种关系,一个人是无法生活的。这就需要每个人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做到善待他人。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所追求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和”,儒家思想最终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稳定,最大的作用和贡献就是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一直特别重视仁爱原则,“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把“仁”放在首位,要求永远要以一颗宽厚仁慈之心对待别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中国古代文化一直特别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社会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难免会出现人与人之间关系较为紧张和社会生活某些领域内存在不和谐的现象。在当今社会尤其要正确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知道有生命就会有竞争,竞争与合作是对立统一的。竞争离不开合作,合作也离不开竞争,没有合作的竞争会影响效率,没有竞争的合作也会缺乏活力。有竞争就有失败,有合作就有成功。要正视竞争,还要大胆合作,实现互惠双赢。在与他人关系上更应遵循诚信原则、宽容原则和互助原则。大家都能做到善待他人,是实现团结稳定和谐有序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善待他人最终会使自己受益,使众人受益。善待自然。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得更美好,人们需要不停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但是如果一味地去开发索取,不重视治理保护,大自然就会反作用于人类,无情地报复人类。道家学派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思想,可是近些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治理保护远远没有跟上开发索取,在取得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土地荒漠化,森林和湿地大规模减少,可利用的资源日益短缺甚至面临枯竭,水资源、土壤和空气严重污染,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不断灭绝或频临灭绝。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使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时代早已过去。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只有善待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更有后劲,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同时也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健康、持续的发展空间和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人心向善,善,有利于个人身心健康;善,有利于家庭和睦;善,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有利于国家安定团结。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永恒目标。通过不断知古鉴今总结探索,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正如历史的曲折发展一样,人们对“善”的认识过程也是在曲折中发展提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善恶观在内容上将会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会以善恶观的标准作为自身行为的准则。

参考文献:

[1]阚乃虎.试论大学生善恶观的形成与优化[J].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17(2):179.

[2]李铁民,侯锦春,乔福武.人生道德伦理手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1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

[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72:2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5.

作者:赵军魁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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