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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新发展理念紧密相关,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是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一步丰富。现代化经济体系由“六个体系一个体制”组成,其关键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实体经济以及完善“三有”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提出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要从两者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1]

一、新时代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背景和根本依据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开拓创新和奋力拼搏,特别是十八大五年来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以及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党的十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特定的时代内涵,能够吸收借鉴发达经济体的优势,避免其曾经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惨痛教训,并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高起点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不仅要有科学的技术,还要有合理的结构,不仅要生产出高新科技产品,还要能有效将其提供到所需的地方,推动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创新。社会主要矛盾是对现实国情的基本判断,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什么时候正确认识并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就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事业就能取得大发展,反之则出现重大失误。我们党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我们党先后于1956年八大、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和2017年十九大在现实国情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2017年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离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有三十六年,现实国情已经发生明显转变。一方面,城乡居民的需求能力显著提升、需求结构不断升级、需求层次日趋高端化;另一方面,满足人民需求的能力显著增强,在能力体系方面,具有较为强大的财力和物力、全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也显著提升、科技创新全面展开,在制度保障体系方面已经初步建成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在发展不平衡方面,区域、阶层、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存在,还很明显;教育、医疗、文化及其他公共产品的分配也不公平,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还在加剧。在发展“不充分”方面,发展质量比较低、发展水平不够高、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创新能力欠缺、制度供给不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既凸显了矛盾的同一性,也彰显了解决矛盾的可能性。这种调整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侧重于“量变”,侧重于矛盾两个方面“度”的提升,而不是“质变”和“本源”发生根本性改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着眼点,逻辑结构仍然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上仍然是供给不能有效满足需求的矛盾。但是,矛盾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是质的转变,解决矛盾的理念、方式和路径也显著不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全方位的,因此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是全方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实现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均衡协调共同作用、发展动能转换再造及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由之路。[2]

二、新常态和新发展理念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机遇和指导思想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这是对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两个坚持”和“三个转变”的进一步深化。自十七大以来,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努力实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要素投入上的转变。这一系列举措已经取得较好效果,我国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总量占全球15%左右,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不仅经济规模在绝对量上持续增长,和世界第一的距离在逐步缩小,也正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全球影响和作用与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正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注重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发展质量和结构的转变。目前,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突出,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具备向后工业化时期演变的特征。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面临的难题,也是发展必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经验丰富、成绩斐然,新时代经济新常态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理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慢到快,从科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先后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快速发展理念,新世纪提出了科学发展理念,新时代提出了新发展理念[4]。新发展理念是我国进入强起来的新历史时期,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关于发展的指导思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一般要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次贷危机以后,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抢占新一轮科技浪潮的制高点。因此,一方面,要强化科技创新,关键是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倡导创新文化,鼓励社会主体积极投身创新创业,加强产业创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协调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内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来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接受并提倡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并且收效良好。“十九大”对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了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以及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部署。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了中国的繁荣、创造了中国的辉煌,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开放的道路走下去。当前,外部环境发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速回落,全球贸易增长低缓,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唯有大力实施开放发展战略,方能赢得先机。共享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和奋斗目标。共享发展理念在制度上落脚于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两大民生问题,具体途径是建立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近年来“效率与公平并重、发展与分享共存”的改革稳步推进。[5]

三、新时代的战略安排和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规划和基本框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预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即“现代化”是发达工业国和不发达工业国之间的区分。中国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主体内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从“农、轻、重”、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基础和国防建设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以苏为鉴”、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模式。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的推进,毛泽东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更加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从温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十八大以后提出了“新四化”,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的战略安排,即通过两个“十五年”的努力,建设一个“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涉及的领域从“三位一体”不断延伸和拓展到“五位一体”。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概念,“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于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所需具备的产业结构,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更主要是实现高质量发展[6]。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而提出的,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构建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及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搭建产业基础。现代化经济体系由现代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以及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等“六个体系一个机制”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即更高效益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全面的对外开放、更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其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7]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须把握好几个关键问题。一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先任务。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也是能够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坚持质量第一,实现高水平经济循环。当前,我国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的矛盾明显,经济循环不畅突出。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升级了的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循环畅通。坚持协调发展、效益优先、绿色发展、以创新为核心以及共创共享。不断推动经济转型,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8]二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首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集中在供给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受社会生产力局限,属于供给侧的问题;其次,结构性失衡是当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根源,“三大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还是由于供给侧一系列结构性失衡,经济循环不畅;再次,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既有潜在通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压力,其深层动因还是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生产者,生产者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结构变化效应上,结构变化关系到经济质态变化,因此以结构变化为落脚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具意义。三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关系。首先,处理好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不断提高,让科研活动产业化;其次,处理好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使现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发展现代金融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理财的优质资产;再次,处理好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要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幅提高制造业技术工人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四是建设市场机制有效率、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三有”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奇迹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重大成功,“三有”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更好”的标准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要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对权力清单外的事务政府要多做“减法”;“放手”不是“甩手”,要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进行监督和仲裁,为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充足的外部条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短缺而是过剩、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不是有无而是好坏,重点要解决重大结构失衡问题;不是从部门分割的角度,而是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明确了未来产业体系建设的新目标;不是一味强调人力、知识和技术在增长中的决定作用,而是强调更多发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作用,以及这些要素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蕴含了重大经济理论创新,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

作者:周雨风 单位:重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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