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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

一、“三农”问题的科学内涵

所谓“三农”主要指农民、农村、农业,而“三农”问题则是指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总称。可以说“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的一组问题。“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点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着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的现代化、产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小康。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重大的经济问题都依赖于三农问题的突破,因此“三农”问题实质就是城乡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和谐问题。1.农民问题。从长远来看,农民问题还应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不仅仅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阶层,而且是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主要问题。2.农村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3.农业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体现在适应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选择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温家宝在之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4]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下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都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重要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历来都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进入新世纪,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在扩大。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5]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首要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6]。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4]。这些都体现了我党对现代化建设进程和规律的新认识,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把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指导方针。针对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在2003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对“三农”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胡锦涛、温家宝又强调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以促进农业不断增收、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8]P1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支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4]我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科学把握,对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建设新农村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改革开放以来,曾多次出现在中央的文件中,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是建立在新的背景和新的思路基础上提出的。胡锦涛强调:“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7]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农村发展阶段的实际,以我国农业发展还处在艰难爬坡阶段为切入点,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高度作出的顺应潮流、深得民心的战略决策,是符合国情,利国强农的战略部署和战略举措。

三、创新发展“三农”的现实意义

新理念创造新思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强农、利农、惠农的重大举措,其具有丰富的内容,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高,受益面积之广,是多年来所没有的。一是明确了十六大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定位。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五年下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体现了我们党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三农”工作的科学定位。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实际仍占大多数、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解决好“三农”问题任重道远,必须把“重中之重”的要求贯彻于现代化建设始终。[10]P13二是明确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由城乡有别向城乡统筹的转变。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6]2007年6月,中央决定重庆市和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为贯彻统筹城乡发展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只有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经济实力才能同时增强,农民综合素质才能向着市民提高,国民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公平。三是明确方针才能为“三农”问题真正减负。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惠农补贴资金也多达1028.63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11]与农业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12]通过不断推出的惠农强农政策,逐步建立起来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稳定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强力地推动着城乡协调发展,给农业、农村减负的同时,让农民更好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四是新农村建设是对“三农”问题的细化与具体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9]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使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更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更是推进农村改革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顺应潮流、深得民心的历史选择,是符合国情、利国强农的重要部署,是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战略举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统筹城乡发展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采取了“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重农、惠农、强农举措。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政策体系。对过去的“三农”指导思想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与态度,集中体现了尊重农民物质利益和农民民主权利的准则。对做好今后“三农”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更让我们看到了“三农”问题美好的明天。

本文作者:毕虹琳徐鹏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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